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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是这么发生的。
礼拜六早上，天没亮，就接到丈夫由台湾打来的电话，要我把一份关于搬家前后的开支转为公司成本的文件，立刻找人公证、快递回台北。
我说我们常用的那家律师楼周末不上班；除非进城找唐人街的律师办才行。
他马上就光火、大声吼着：“跑趟城里有什么了不起，又没叫你去死！你人懒也不能懒成这样啊？”
“好嘛～！人家去就是了，何必骂人呢？”我应得心都酸了。
“事情火急啊！又不是不懂，公司里上千人都卖命加班，只有你叫不动！”
丈夫讲的虽是事实，但他一急就骂人，而且骂得那么难听，真让我受不了。
可有时候也想到：自己身为他们企业家族一员，却在美国无所适事的作张家大少奶奶、过消遥日子；自然而然产生某种程度的罪恶感，也就对他奚落、责怪我的种种言辞，觉得无言以对了！
再说，丈夫家的企业开得那么大，连我们杨家兄弟几人全都在公司里任职；其中，大弟还被派到南洋当厂长。
也可以说：正是因为我的婚姻，才使整个娘家的生计有了着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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